为进一步响应我校建设“双一流”大学的办学目标，加强与国际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，应英国利兹大学、谢菲尔德大学邀请，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康宁团组于7月1日至7月8日赴英国利兹参加2019世界中世纪年会（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），并赴谢菲尔德大学做学术讲座。

“世界中世纪年会”是世界中世纪研究的最高级别学术会议，提供了常规性、前沿性与跨学科视野的学术交流机制。康宁团组在会上做了“团体的契约——威尼斯的行会及其章程”为主题的分享，并针对分享内容与参会学者进行了讨论。会议结束后，康宁老师赴谢菲尔德大学做学术报告。康宁团组发表《法约还是政令——古代中国与欧洲行会法律功能比较分析》的学术讲座，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视角，介绍了行会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我国的演进历程，并与谢大师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，获得师生好评。

本次国际交流过程中，康宁团组遵守政治纪律，严格履行了出访手续和既定日程，实现了较好的学术交流效果，也是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坚持我校“信息化、实战化、国际化、警务化”发展战略的体现。以下分别对两场活动进行综述报告。

一、2019世界中世纪年会参会综述

由英国利兹大学世界中世纪研究中心主办的“世界中世纪年会”（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）于2019年7月1日至7月4日举行。作为世界中世纪研究最高级别、最大规模的学术会议，年会提供了常规性、前沿性与跨学科视野的学术交流机制。本次年会的主题为“物质性”（Materialities），继而涉及更加宽泛的学术领域。会议总体认为，近年来的社会发展使得学界对于物质和物质文化的关注持续升温，世界中世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获得重塑。

本年度参会学者总数约2600人，来自来自世界各地约60个国家和地区。会期总计四天，分论坛约1384场，与会学者探讨物质对世界的塑造能力，分论坛主题包括艺术与建筑、文化与社会、地理与定居、政治与法律、健康与医疗、历史与交流、音乐与仪式、哲学与政治思想、科技与军事、社会与经济、资源与资料等。世界中世纪年会各分论坛为同一时间内不同场所举行，故数量繁多。初步统计，各分论坛名称与数量大致如下：盎格鲁撒克逊研究：42，考古学：41，艺术与建筑：74，拜占庭研究：27，凯尔特研究：13，中部与东部欧洲研究：28，教会史(含教会法)研究：32，十字军东征：20，文化与社会：84，日常生活：39，戏剧：7，性别与性：52，地理与定居研究：48，全球中世纪研究：38，政府、法律与组织：67，传记与宗教写作：41，健康与医疗：20，历史编撰学（中世纪与现代）：50，伊斯兰世界：17，犹太研究：18，语言文学：171，拉丁语写作：20，文字与交流：22，档案手稿研究：67，中世纪主义与中世纪继受：41，地中海世界：38，修士及其宗教生活：64，音乐与仪式：7，哲学与政治思想：28，斯堪的纳维亚研究：28，科技与军事史：33，社会经济史：41，资源与资料：37，宗教学与圣经研究：29。本数据统计呈现为柱状图表1。

表1  2019世界中世纪年会主题分论坛数量分布图

与会学者普遍认为，历史档案的还原与保存是中世纪研究的重要技术保障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数据化的档案处理技术减轻了中世纪文献识别的难度，在还原、修复和电子档案制作与存储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一方面，档案识别、保存与还原工作成绩斐然。慕尼黑德意志历史博物馆（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, München）和法国国立文献学校（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, Paris）认为，数据化是中世纪档案保存的理想途径，但是鉴于中世纪手写文字的复杂性，借助字形拆解、组合或者联想等方式构建的数据库存量有限、更新缓慢，档案数字化需要相当长期的工作，这就需要更多档案利用者和研究者参与合作。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学部（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）尤其关注到中世纪时期东方文献的识别与保存，倡议借助更为便利的科技手段把握古汉语、阿拉伯语、希伯来语手写体的结构性流变。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（München Bavarian State Library, Munich）不仅关注档案内容的数字化，还致力于档案特藏外观形态的数字化记载，通过对于藏品质料、外观与内容进行全面、微观地扫描和数字化分析，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线上、线下的多重利用价值。德国汉堡大学欧亚非手稿研究中心（Sonderforschungsbereich “Manuskriptkulturen in Asien, Afrika und Europa”, Universität Hamburg）利用通过“光线投射+3D技术”的手段对污损、覆盖以及破旧档案进行层次化分析，通过对比档案页面不同部分在暗室中光线反射的波长数据，对污损档案进行层次化解析，然后利用3D技术逐层加以还原，将其复原为可以清晰阅读的电子档案。

另一方面，档案数字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进展。美国国会图书馆（Library of Congress, Washington DC）、英国纽卡斯尔大学（Newcastle University），美国中世纪学会（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）、德国科隆大学（Universität zu Köln）奥地利格拉茨大学（Karl-Franzens-Universität Graz）举行档案数字化技术专场圆桌会议，详细介绍“文本编码倡议联盟”（The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，下简称TEI）在中世纪档案数字化中的常规性工作。文本编码倡议联盟是一个非营利性会员组织，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、研究团队和学者组成。协会共同开发并维护数字形式的计算机文本编码识读标准，最终服务于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语言学的研究。自1994年以来，TEI的研发成果已被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出版商和个人学者广泛使用，用于呈现档案的电子文本、网上资源以及文本的修复和保存。联盟还提供各种资源和培训活动，加入者可以学习TEI现有技术，使用TEI项目信息，查阅TEI相关出版物的参考书目以及TEI开发或改编的软件等。

二、谢菲尔德大学讲座内容综述[1]

团组受谢菲尔德大学历史学院邀请，于2019年7月5日至7日赴谢菲尔德大学历史学院做学术交流，并做讲座一场。讲座主要对古代中国与欧洲行会法律功能比较分析，旨在获得比较经验，讲好中国故事。行会作为古代中世纪欧洲与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，都以加强行业内部联系、提升专业化水准和抑制不正当竞争为目的，并且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业规范。但是，细加分析将不难发现，古代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在规范行业利益、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效能显著，因为它们主要是社会自发产生的行业约法，外在于行政权力系统的制约；古代中国的行会则承担了更多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国家职能，故而许多行会规章与其说是行业自治规范，毋宁说是行政指令的表达与化身。比较古代中国与欧洲行会的不同法律功能，有助于促进当代我国行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。

古代中国行会的产生与活跃时期与欧洲大致相当，而且同样通过接洽业务、评议物价、监督产品质量，支撑了城市工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营。尤其在宋代，国家集权体制似乎淡出了行会经营活动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，工商业空前繁荣，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五更复又开张”。^[2]行人的职业选择也更为自由，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会在商业资本的驱使之下涌入城市，弃农经商：“今民无以为生，去为商贾，事势当尔”。^[3]可以说，仅就外观而言，古代中国行会的法律功能当与中世纪的欧洲颇具相似性。然而，外观相似的背后却隐匿着巨大的差异，这些差异不但直接决定了古代中国与欧洲行会规制模式的不同，而且间接地影响了近现代工商业行会组织的性能。

行会制度的比较分析，绝非意在孰优孰劣的争执，而在更好地把握本国行会的生长资源。此种对比、冲击与整合之下的挖掘和提炼，能够为后世行会法律秩序的设计带来启示——无论是欧洲传统的“行业约法”亦或中国古代的“体制政令”，可以为当代行会组织的建设提供怎样的历史启迪？实际上，欧洲中世纪与古代中国在行会规制模式上的差别，都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程中“有舍有得”。欧洲中世纪的行会逐渐被近代民族国家所吸纳，开始具有了“体制依附”的色彩，传统中国的行会则在近代内忧外患、国家失灵的状态下，反而客观上获得了“自治”和“约法”的空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行业约法”和“体制政令”并非某种机械化的类型学标签，而是一架调试中的“天平”，承载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之下的、行会与体制彼此互动的平衡力。

综观东西方行会发展的经验可知，独立性过弱的行会可能慵懒懈怠、坐享其成，独立性过强的行会又可能垄断资源、限制竞争。这要求脱离行政依附关系的行会必须先行完成相对成熟的自我规制，还要尊重国家宏观法律框架的底线。归根结底，就是在“脱离体制却不脱离法制”的前提下，探索公权力与行会自组织之间并行不悖的权责空间。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，在《民法典总则》、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配套国家法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，行会与行政体系的双向互动将要在现实中取得何种的成效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三、出访意义：加深世界认知，讲好中国故事

2018年8月21日至2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，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，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向世界展现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。这一重要讲话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洞察世界文化发展大势，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，深刻阐述了宣传思想工作“展形象”的使命任务，为我国外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。作为兼具共产党员、人民警察和高校教师三重身份的公安大学教职工个人，更应当借助学校提供的有力平台，发挥所学所长，在日常外事交流工作中贯彻总书记的讲话思想。

团组以实际行动积极从事外事活动，严守政治纪律，遵守各项审批程序，厉行节约。2018年年底，本团组通过学校途径正式申报2019年出访团组计划，经费来源为团组康宁老师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《在身份与契约之间：法律文明进程中的欧洲中世纪行会》国际合作交流专项费用。团组经严格报批和获准，于2019年3月正式启动出访手续，并于2019年6月下旬完成手续。团组于2019年6月29日正式成行赴英访问，并于7月8日依既定时间返程，全程在途10天。团组坚持节约用度，报账经费比先前预算经费节省1万余元。

团组取得了较好的交流实效。就出访效果来看，国际学术会议加深了团组对于世界学术研究的认识，学术讲座使团组获得机会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。团组展示了在行会领域的中西比较成果，以鲜明、有力的中国话语和世界视野，真正实现用世界语言、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，展示了中国学者把握前沿、理性对话的良好精神面貌，为进一步服务公安部外事工作、服务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贡献了绵薄力量。

[1]本讲座内容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《行会法律性质研究》（2016JKF01302）经费支持。讲座内容已经先期发表于《法约还是政令——古代中国与欧洲行会法律属性比较分析》，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》2017年秋季卷（CSSCI来源集刊）。讲座已于因公出访申请过程中经部国际合作局审阅批准。

[2] [宋]孟元老，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三，“马行街铺席”。

[3] [宋]吕祖谦，《宋文鉴》卷五十四。